怀念挚友
——小提琴教育家杨通六
杨宝智2013－10
2013年9月23－28日，中国首个经中央文化部批准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小提琴国际比赛：第二届《成都杨通六小提琴国际比赛》，在四川成都举行。这个比赛由成都光亚学校主办，四川音乐学院协办。我被邀请作为评委参加这次赛事，很多往事涌上心头，感慨万千。
1952－1957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就读期间，我的主科老师马思聪院长教育并鼓励我：不但要掌握好技术、拉好外国曲子，还要学习怎样把小提琴艺术与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结合起来，创建一种独树一帜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小提琴音乐。恩师的教诲我铭记在心，从此，我开始了搞“小提琴民族化”的研究。
1956年夏，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我作为“中央音乐学院代表团”的演奏员，
参加此次全国性的演出活动。（上海音乐学院及各省市都有代表团参演）。我很希望借此机会能吸收到更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素材，丰富自己。
听说“四川代表团”的节目在各省节目中比较出色，反应较好。我想去看又没有观摩票，正巧我同班同学宋涛和她的男友都是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在职考到中音就读的，而在参加“音乐周”演出的“四川代表团”的团员中，有许多是那个艺术剧院的成员。他们两位邀请我一起去看他们的旧同事们的演出，同行的还有当时在中音“干部进修班”进修的该剧院的歌剧团团长马惠文。
到了四川代表团驻地“北纬旅馆”。见到了他们的老朋友，并把我介绍给乐队成员们，大家非常热情。当即推举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杨通六，为我们演奏了莫扎特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然后让我“提提意见”。我听了杨通六拉琴之后，觉得音准、节奏、发音、音乐感各方面都很不错，中音在校生有的还不如他呢，只是有些地方用了‘多余的力’。就问他跟过什么人学？他说是重庆的张义敬，（附带说说，张先生今年已经九十高龄，主要成就在对“太极拳”的研究，拉小提琴当时只有《开塞》到《马扎斯》的程度），看来杨通六基本是自学成才。我为他的才气感到惊奇，于是鼓励他考音乐学院。末了大家还问了我许多技术问题，我就自己所知一一回答。我给他们拉了什么，现在已经忘了。这在当时就算“以琴会友”吧。
热烈交谈时间过得很快，他们就要出发去演出了。我要看但又没有门票，杨通六就给我一把他正在使用的、用蓝色布口袋装着的“小三弦”，叫我背起来跟着他们乐队先混进后台。（那个时代地方团体每个乐手都要“一专多能”，他除了拉小提琴、弹三弦外，还要拉二胡）。然后等演出前，再从后台溜到前面的空位置上，因为每场都有一些好位置预留给“首长”，而“首长”们却都“因故”没来。就这样，我这个没票的倒享受了最佳座位。
这就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印象很深。
1957年春夏之交，杨通六果然到北京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我们为重逢而高兴。虽然我正在忙于准备毕业考试，但还是抽时间和他交流。他听了我创编并得奖的曲目《喜相逢》后说：“不错，这个曲调本来就是适合于弦乐器演奏的，弦乐拉起来效果一定比管乐好。”
很快，杨通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也成为马院长的弟子、也就是我的师兄弟了，大家都很高兴。
不幸的是，“整风”运动开始了，全国各高校兴起“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我系一个叫“管弦系阵地”的组织请我把他们写的稿子抄成“大字报”。这个“管弦系阵地”，是管弦系同学们专门给以霸道著称的管弦系党支部个别负责人提意见而组织的。杨通六看着我抄大字报，不发一言。我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反常态，说：“我不了解情况。”
后来“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随着“管弦系阵地”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我顺理成章地被划为大学生“右派分子”，在系里召开对我的批判会上，其他新同学火力都很猛，人家动员他发言，他还是那句话：“我不了解情况。”
接着，毕业生分配，原先校方因我的全优成绩已决定留校，一些省级院校和乐团又竭力动员我到他们那里去工作。然而由于我的“右派”身份，不仅取消留校资格，各省市都不要我了。
天降贵人——在中音进修结业的“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团长马惠文表示：“分到我们剧院吧，把他交给我，我来改造他”。
这样，我可以不用到甲边沟、北大荒之类的农场劳改，而去了西南的山城重庆，在该团乐队任职，成为“本单位群众监督下边工作、边劳动、边改造的右派”。
多么戏剧性！我和杨通六互换：他来中音当学生，我到重庆去睡他曾经睡过的那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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