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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恨我，我不怕！——勇者无畏林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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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乐评界曾经出于好意，将林克昌赞颂为“东方卡拉扬”。而林先生摇摇头，谦逊地说：“还是叫我中国的林克昌。”青年时求学荷兰和法国的华侨林克昌，在巴黎听了“音乐哲学家”埃奈斯库的公开课，成为后者的私人学生，得到大师的真传，成了华人中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家。凭借过硬的演奏本领，他后来跨行当起了指挥，因表现出色，得到了意大利指挥名导费拉拉免费授课。
上世纪60年代，林先生早已是享誉世界的华人指挥家，那时的小泽征尔和梅塔还刚初出茅庐。应周总理邀请，林先生满怀爱国热忱地报效祖国，上任当时国内第一团的中央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成为中国指挥界的领军人物。后因特殊政治动荡时期，林先生一家被总理特批出境，来到香港，担任香港爱乐乐团音乐总监。90年代，他游走台湾，却又因自己耿直的秉性得罪权贵无数，无处栖身；因年龄偏大和一些团长的偏见（林先生点名俞松林以及中国爱乐），在大陆也居无定所。前一段时间，我很荣幸经好友介绍访问了林克昌先生，由于林先生中文不是很好，所以至今没有把这篇采访稿拿出来，今天初步整理过后，对一些模糊的录音做了删节，以飨读者：
问：能否谈谈您学习小提琴的经过?
林：从八岁到十五岁没有老师，只有自己来，因为爸爸太穷。我十五岁有一个白俄老师，它是印尼广播乐团的指挥，后来我十五岁参加这个乐团，从二提琴最后一档、到一提琴最后一档，后来有一个机会，又一场演出，演出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早上排练，晚上要广播，外国人不敢拉，里面有一场很难拉的乐章，首席独奏。没有办法，节目已经决定了，第二首席他也不敢拉，指挥就问，谁敢拉？我就举手，后来很成功，演出就应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音乐家就很惊讶，从此以后就成为了乐团首席了。十年以后，我从欧洲学习回来，又成了这个乐团的指挥。十年在阿姆斯特丹、六年在巴黎。在巴黎，我遇上了梅纽因的老师，埃奈斯库，这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和他学了两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老了，半身不遂，有一个法国老师告诉我，你赶快跟他学，要学他的音乐。音乐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的音乐、另一种是高级的音乐。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说，你们快点跟我学啊，我77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掉！你们不要什么都没有学到。（笑）
问：跟埃奈斯库学，学到了什么？
林：在高级音乐中，有很多法则。你知道，有很多人不知道高级音乐，奥伊斯塔拉赫你知道吗？他不知道高级音乐。是啊，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我22岁时候，50年在荷兰音乐学院以第一名毕业，然后开始跟埃奈斯库学习。我在欧洲，练了10年的功夫。每一天练6个小时，其中3个小时练基本功。还学习了许多音乐性的作品，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上个礼拜，有一个人瑞士指挥，跟我说，我没有想到他们没有演奏过舒伯特第九。其实，应该重视这些基本的东西。
问：关于人们对您的演奏的评论，您怎么看待大家的赞美？
林：说到音乐评论，人家告诉我，你不能说不好。为什么？这是自己骗自己。我自己是一个独奏家，如果演出完了，人家只会说“very good, very good…”，我说“it’s not enough good!” 什么不够、什么问题？要听人家的批评，这样才能上去。为了自己高兴，有什么用？这个是我的看法。
你知道，我不是很有钱，但是我是真正的艺术家。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赚很多钱。
问：但是你在音乐中很快乐，是吗？
林：是的，我在这里和艺术家们合作很快乐，你喜欢这个，I like my music ,I love music. 我要求我的学生，每天至少半个小时听音乐。这里的唱片不是很便宜吗？很多学生才能很高，可是修养不够。因为他们不是愿意每天都听音乐，但是很愿意唱卡拉ok。
问：如果让你在选择一次，你还会做音乐家吗？
林：还是这个。我当时没有鼓励我的孩子学习大提琴，其实他有很大的才能，因为没有好老师，这是很困难的。他现在是一个医生。我还有一个孩子，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所以我还没有孙子。（笑）我有个大狗，简直就是我的孙子！我爱它爱得要命呢。
问：当时在国外学了很多年，后来又是怎么到国内来的呢？
林：59年，周恩来总理请我会来，他说中国需要我。虽然当时我不会讲一句中文，可是我还是立刻就回来了。我爱我的祖国。我读了很多中国的历史，最近读了上海的历史。
问：那个时候，你回来的时候，对中国的音乐状况你有什么感觉？
林：那时候，我回来在北京，成立了中央广播乐团，那时才20多个人，开始一些很容易的东西都拉不了，那时候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心愿，为了中国，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问：面对这样的摊子，你什么感受？
林：我在国外的时候，为了爱国，打了三次架。有一次，在荷兰有个外国人说：“oh, dirty Chinese!”我气极了，我就跟他们打起来——因为我学了一点中国功夫，我不怕！（笑）后来在巴黎，也有这样的事。
我很爱国，在香港，有人跟我说，你爱中国，中国不爱你，没有给你地位。我说，没关系。
我用印尼的奖学金，在巴黎学习，为了回报，我回来就得为印尼广播交响乐团服务三年。我在德国生活非常好，可是我不能让那边的人说，你看，华侨就是坏蛋。所以我一定要回来。在雅加达广播乐团，我工作了三年。，那时候印尼政府对我很好，因为我是印尼唯一的一个指挥家。但是，我看到印尼政府对中国人很坏，我就不高兴了，59年我就离开印尼，应总理的邀请来到中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当小提琴教授、做指挥。
我非常骄傲作为中国人，但是从最里面的思想，我是中国人。
我太太原来在北京芭蕾舞剧团的老师，后来到台湾去，我的孩子老说，爸爸你不应该在台湾，在政治上不那么好。你应该到大陆！可是，中国不要我，你看到现在爱乐也不请我去。不过没有关系，有爱乐就行了。中国有一个好乐团就可以了。上海交响乐团不错，我希望上海的政府多给钱给上海交响乐团。他们告诉我，如果他们不去演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工资都没办法发出。你写，我不怕，我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政府给钱，他们就不会拉那些乱七八糟的，业务就会上去。应该多支持。现在中国没有一个国际水平的。上交不错，还没有国际水平，但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交响乐团。但是有很多新人，但还没有经验，要训练。
问：您对中国的年轻音乐家有什么建议？
林：你们什么都拉，但是你们应该多问问怎么拉。我77岁了，一直都在学习，学习一辈子，所以我到现在还进步。我指挥柴可夫斯基，越来越好，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乐团排练，每天开始之前5分钟，都要练琴，要热身。坐着也要像个样子，坐要坐好。苏联乐团，他们在半个小时之前，每个人都在拉音阶，这里(上海交响乐团)没有（轻声说），可能陈燮阳太好了。昨天这里有一个小姐，拉琴的样子不对，我就说了她。
另外，音乐学院有问题，你写，没关系，他们恨我，我不怕！他们这些老师，只是想着国际比赛。老是想培养国际比赛第一名，为谁？为自己！培养了好的学生，收入就可以增加。不要把个人看成第一位的。中国需要好的乐队员，那些在国外的独奏家，也不是光靠独奏就能养活自己的，也要靠教学生。不是那么容易的，像海菲兹、奥伊斯特拉赫那样，大部分还是教学生。所以，我认为，培养了黄蒙拉，还不如更好培养100个乐队队员。以前的上交首席柳河新，也同意我的看法。很多学生从音乐学院毕业，可是在乐队中节奏甚至都不行。
第一名，你不一定是真的那么好。因为，你和偌大的一个共和国有关系，我告诉年轻人，你不要骄傲，世界上厉害的很多。为什么我们还会得奖呢？这跟你的国家有关系，如果自己国家的强大，人家才会尊重你。所以，我上一次我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一点你们不要忘记。不要认为你自己多了不起，这是因为你身后的国家在支持你。这个很重要！
我回来，真正的要帮助中国。我跟陈燮阳说：我已经77岁了，什么时候死掉我都不知道，好好利用我的技术。这个话不好听。中国人不愿意给人家秘密，总是要保留几个，但是我要把我的秘密毫无保留地交给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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