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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乐器》杂志记者： 杨小波
说起中国的小提琴制作，可谓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追述到民国初年。而中国提琴制作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可靠资料记载是来自上海的司徒梦岩先生。司徒梦岩又名司徒傅权，1888年出生于上海，祖籍赤水区沙洲乡回龙里。早在少年时代就喜爱音乐、粤曲。20世纪初开始跟徐家汇教堂的外国小提琴教师学习小提琴演奏。成为我国最早一批接触小提琴和西洋音乐的人之一。1908年．司徒梦岩赴美留学。先在菲利浦学院预科学习两年。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机械工程、造船工程、海军工程等专业。在留美期间。始终坚持学习小提琴演奏。后来他成为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奥地利小提琴家尤根·格鲁恩贝格的学生。1910年的暑假，司徒梦岩在同班同学父亲经营的制造、修理小提琴的工场里开始学习小提琴制作技术。其间，司徒梦岩在工场巧遇了当时曾在12年中蝉联三次全美小提琴制作比赛金奖的美籍波兰人、小提琴制作家华特沙朗·戈斯。并成为戈斯唯一的学生。戈斯造琴经验丰富，技艺高超。有不少名琴的鉴别、修复的经验。司徒梦岩在他的指导下，制作了十几把小提琴。1914年．司徒梦岩毕业回国。出现上海江南造船厂任工程师。这使江南厂首次获得英国伦敦劳合保险公司权威性验船机构的最高分数级："A"1满分。尔后，司徒梦岩又成功了完成美国海军在江南厂订造万吨轮的设备以及船坞的任务。随后他接替了由英国人莫根在江南厂总工程师的职位。司徒梦岩是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史上有成就的先驱之一。但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小提琴制作的钻研。司徒回国时，曾携回小提琴制作工具300余件。后来他又制作过十几把小提琴。其中最满意的几件作品，都不幸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之中。司徒梦岩在音乐上的成就不单是制造小提琴。他还曾兼任上海精武体育会欧弦部小提琴教授，并加入了中华音乐会。在传授西洋乐、小提琴演奏的同时还致力于广东音乐的研究、改革。广东音乐的"四大天王"中的吕文成、尹自重（其他2人是何浪萍、何大傻）都曾跟司徒梦岩学过西洋乐理和小提琴演奏。特别是他还启发、帮助吕文成研制出了高胡。使广东音乐乃至其他民乐中有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新式民族弓弦乐器。司徒梦岩还经常与友人一起演奏广东音乐。像《燕子楼》、《到春来》、《昭君怨》、《小桃红》、《潇湘琴怨》等都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司徒梦岩曾用五钱谱整理过吕文成作曲的《燕子楼》全曲。还把许多外国名曲翻记成工尺谱。为中外音乐交流作出了贡献。司徒梦岩的七个子女中，有五个从事音乐事业。1954年，司徒梦岩因病去世，享年66岁。他的"音乐世家"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即第14届世博会）。戈斯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得小提琴第一名。而据说，那支小提琴是由戈斯指导，而后司徒梦岩制作的。
中国的小提琴制作业，从一开始就没有照搬欧洲（德国除外），特别是意大利那样的以家族生产为基础的工作方式。在我国四十年代，产生了模板制作的普及型产品，到了五十年代则步入了产量化生产。迎合市场需求，重视产量，而并不考虑“小提琴制作”是一种古老而精深的艺术这一本质。这与意大利古典制琴师们“近乎于艺术创作”，“注重每一个细节的美感”的工作方式，从根本上分道扬镳，而侧重在了不同的发展方向。这使得国人一直以来把小提琴看作是一种工业化产品，类化与一般的乐器。小提琴在那时的国人文化生活中似乎难觅踪迹。这显然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他的直接影响依然遗留到今天。
1959年，在谭抒真先生的倡导下，上海市政府决定成立上海轻工业乐器研究所和乐器制做学校。在首屆学生毕业后，分別在上海，北京，广州成立了三个乐器制造厂，那时都是国有企业。后来，北京、广州也分别成立乐器研究所和乐器制做学校。上海乐器厂出产金钟牌提琴；北京提琴厂出产星海牌提琴；广州乐器厂出产红棉牌提琴。这三个厂的师父后来成为中国提琴制做的三个流派，各自有自己的市场。除了以上三个主流厂家外，在辽宁的营口市也有提琴厂，出的品牌是东方紅；成都乐器厂出产金雀牌提琴（后改为百花牌）。最初中国的提琴制造业是受到过苏联及东欧国家专家的指导。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和文革等原因，中国的提琴制作业一直处于“闭门造车”的状态。市面上虽然有所谓的"高级琴"，但这些琴与国际水准相差甚远。
一项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诸多因素，而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注入了一支强劲的力量——日本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并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在朝鲜战争中，在军需的提振下日本重工业复苏。以1955年开始的“神武景气”做为起点，后续的“岩户景气、伊弉诺景气”接续展开。日本以制造业为龙头日本经济快速成长。日本的经济规模，1968年超过西德的GDP成为世界第2位。快速富裕起来的日本人，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消费热”，从奢侈品消费到艺术品投资，这股强劲的东风席卷了整个世界。同时，日本人也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大部分的日本家庭都为孩子选择一种乐器。而小提琴作为一种极富表现力的乐器，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关注。一时间，许多实力雄厚的的琴行出现了。而当时在日本国内只有极少人在制作小提琴。巨大的市场需求，是日本人的目光投向了小提琴制作艺术的发源地—意大利的克莱蒙娜。此时的意大利也正处于经济复苏，市场蓬勃发展的阶段。意大利小提琴制作业，经过20世纪初期众多杰出制琴师的努力已经开始复苏。在小提琴制作艺术的发源地克莱蒙娜，已经在1937年建立了小提琴制作学院，并培养了一些专业人才。这其中也包括后来的几位大师：莫拉西、比索洛蒂和斯可络拉维扎。进入七十年代，越多的日本乐器商人来到这里，大量的收购由意大利制琴师制作的小提琴（基本上都是“新琴”，而非仿古琴）。在短短的30年里，在克莱蒙娜注册的制琴师从70年代初的十几人，剧增到今天超过500人。而克莱蒙娜的小提琴，绝大多数都销往日本。“日本的经济腾飞，救活了一个意大利的民族产业！”今天，我们应该正视这一历史事实。而克莱蒙娜的国际影响力同样影响着我们中国人今天的提琴文化生活。
1983年受中国文化部派遣，来自上海的郑荃先生，到意大利克雷莫那学习，师从于威欠佐·.比索洛蒂，莫拉西和斯可络拉维扎，1986年毕业于克莱蒙娜国际提琴制作学校。1987年毕业于巴尔玛波依托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系。1988年回国之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提琴制作研究中心。在1987年获意大利第一届全国提琴制作比赛小提琴金奖。郑荃先生把自己在意大利学到的传统小提琴制作工艺带回了中国，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接触和了解了更多意大利制琴师们的制琴理念和工作方式。今天，我国的小提琴制作师如：张安、王冠宇、江峰、赵世全、朱明江等，都屡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近些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国内有实力的琴行进入到市场中来。中国人的提琴文化生活越发的丰富了。
目前，中国提琴仍然以“普及琴”生产为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有乐器厂纷纷解体，或转制、或私有化。2002年，中国的提琴产量达到50万支。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江苏泰兴溪桥、广东、北京平谷县东高村三个主要提琴生产基地。江苏泰兴溪桥镇有20个提琴生产企业，约有6千人在从事提琴生产，占全镇人口的20%，总产值达到1．6亿元，成为了当地的第一支柱产业。目前全镇较大的提琴企业有凤灵提琴、斯坦特提琴、琴艺提琴、声威提琴。广东以红棉提琴为主，形成了多年来昌有较大影响力的红棉提琴名牌效应，其它提琴生产多以手工作坊式生产形式而存在。北京平谷东高村也是国内提琴生产的集中产地，全村有十几家提琴生产企业，大约有3000多人从事提琴生产。2002年提琴产量达到13万把，产品主要销往美国和欧洲。
提琴文化，需要深厚的历史沉淀。在国内经济形势普遍看好的今天，喜爱小提琴的国人越来越多。同样，我们也应该正视国内小提琴产业需要从“量化”到“质化”转变的迫切需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需要更多小提琴教育家、演奏家、制琴师、专业机构和文化媒体的介入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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