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健谈巴赫大提琴组曲
采访-肯•史密斯、编译-王崇刚 史密斯：在你作为大提琴家成长过程中，巴赫的组曲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健：我的父亲是一个大提琴家，演奏的几乎全是古典音乐，但是我起初对巴赫的作品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响。对于我，它是美好的，但太复杂，不象一些其他的大提琴音乐有很多的旋律。在9到10岁的时候，我开始公开演奏巴赫——不是整个的组曲，一次只演奏2-3个乐章。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记录片中亮相后，我成了“橱窗”里的孩子，一个星期要公开演奏3到4次。
我还记得有一次为几个德国音乐家演奏巴赫，出现了记忆失误。我开始在舞台上哭泣，台下的人跑过来拥抱我，吻我，但这只是让我感觉更加困窘（当中国人心烦或者困窘的时候，你不要管他们。你要假装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困窘）。其中的一位对我说（是后来被翻译过来的）：“这是最难记忆的东西，不要感觉羞愧。你奏出了动听的音乐。”
随着演奏巴赫组曲次数的增多，我演奏得越来越好。它们成为我灵魂的避难所。我知道它听起来非常严肃，但这是为我为自己演奏的音乐。在我演奏了很多的协奏曲，感觉疲惫的时候，当我厌烦音乐的时候，我就独自演奏巴赫。接着，所有的东西变纯净了，我的灵感也回来了。 史：这么多年来，你处理巴赫音乐的方式是如何深化的？ 王：一开始，我试图像歌曲一样演奏这些组曲，让它们听起来很优美。但是到了我20多岁的时侯，再演奏它们就不仅仅是优美，还有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实现的理想境界。对于我来说，这是朝向另一个精神世界的观望。此后，我开始改变演出方式，我注意到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从中，我得到了像马勒交响曲那样巨大的感染。音乐从心灵开始，就像我们为自己演奏的旋律。它就像生命，是以细胞为单位生长起来的。 史：你出生在中国，却居住在西方。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你把你自己放在什么位置？ 王：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感觉我，但我认为自己处在两个世界之间。我在16岁的时候离开中国，以后一直生活在西方。在国外的头一些年，从16岁到20岁，这是我个性成熟的阶段。在我看来，我已经非常美国化了，但是我很大一部分还是中国式的。 史：中国式的部分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王：除了演奏大提琴，我做得最多的事情是读了很多中国的书籍，有时在床上用手电筒看。我不能把我称作学者，但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掌握。然而，音乐是一种语言，有它自己的风格和习惯。一个伟大的作家可以写出一部伟大的书，尽管是用他精通的语言，但是里面的信息是关于人性本身的。我不能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成为一个不同的艺术家，因为我认为音乐同样是关乎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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